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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出兵朝鲜?“中国出兵主要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不得已的选择。

”

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是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爆发的。

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很有影响的美国学者艾伦·怀廷(《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认为，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前夕正专注于解决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而中国的介入是由于中国安全受到现实威胁的结果。

他的结论得到拉塞尔·斯珀尔(《龙的参与：1950～1951年中国在朝鲜对美国不宣而战》)和安东尼·法勒-霍克利(《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回忆》)的支持。

美国学者乔纳森·波拉克通过对披露的新材料的研究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支配的。

他说，关于是否介入战争的争论在1950年10月份甚至在周恩来与印度大使潘尼迦著名的深夜会见后还在继续进行。

只是到了10月13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权衡了中国介入的风险和代价之后，才重新确定有必要在朝鲜部署军队，因为如果中国军队不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就会受到明显的威胁。

当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认为，中国进入朝鲜冲突是被迫的，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

他说：“麦克阿瑟想拿下整个朝鲜，而且或许向更北的地方推进，迫使毛介入一场他几个月来一直试图避免的战争。

”他在一次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会上强调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

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评论说：“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厉内荏;他把它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

杜鲁门保护台湾，等于是支持美国仍然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府。

美国逐步加强援助越南。

北京视之为资本主义包围中国的行径。

凡此种种加起来，都促使北京采取美方最不愿见到的措施。

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作出相反的结论。

”

“我所认识的志愿军……”

当年对手和美国、韩国官方战史对志愿军作战的评价

朝鲜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具有复杂的国际政治性;中国人民志愿军主体是步兵，面对的主要作战对象是高度现代化、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美军;作战地域是3面环海、多山、狭小的朝鲜半岛，不像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是在辽阔的地域上纵横驰骋。

然而志愿军却出色地完成了在异国与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军队作战这个全新的课题。

让我们还是听听当年朝鲜战场的对手和美韩官方战史的评价吧。

志愿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不可小视的对手

“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个狂妄、孤傲的一代名将，在吃尽了苦头之后，特别告诫刚接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不要小看了中国人。

他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

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

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

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

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

”

马修·邦克·李奇微是一位喜欢观察、琢磨对手的战地司令官。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写的著作中认为，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

他们又是文明的敌人：“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

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

”

志愿军非常擅长夜战。

李奇微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

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

“联合国军”第3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说：“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的领导，是一种军事与政治智慧的巧妙混合体。

它不仅能够维持一个大家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队’在战场上对抗一个现代的军事强权，而且它也能够在面临逆势与退却的时候，把部队锻炼成一个有训练、有装备和有团结力的战斗体。

”克拉克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相当佩服。

他认为，志愿军是由各个野战军“拼凑”组成的一支军队，有很多弱点，但彭德怀在朝鲜把他的军队带得很好。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

”

战争期间的美军和战后编写的陆军官方战史都认为，志愿军“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吃苦耐劳精神”，“智勇双全”，“在没有联络飞机和通信设备很差的条件下，面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和联络飞机，仍然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防御行动”。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认为：“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

”

志愿军讲求战术，机动灵活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韩国战争史》认为，中国军队在国内战争期间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战术，“因而这次一参战，就结合我国的地理、气候和风土条件，采用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战术”。

他们归纳的志愿军常用战术有：机动进攻、尖刀突破、穿插分割、随机应变的防御、机动防御、第二战线、对精锐强大敌人的进攻、中心开花战术等。

志愿军在战争中不断壮大

李奇微在其《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敌人的高炮火力愈来愈猛。

我们的轰炸机开始遭到某些损失。

无论把空中力量的作用说得多么大，它都根本无法阻止敌人运进必要的武器装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我们的许多进攻行动本来肯定是无法实施的)。

”“敌炮兵仍得到了加强。

从落在我方前线阵地上的各种口径的炮弹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加强的程度。

1952年9月的某一天，有4.5万余发炮弹落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上。

10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9.3万发炮弹的纪录。

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

这时，他们已能作到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地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美国陆军官方战史认为，到1952年春，志愿军稳步增加了炮兵力量，投放到“联合国军”阵地上的炮弹也越来越多。

1951年9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正式参战。

年轻的人民空军不惧对手，敢于与美国空军“空中拚刺刀”，取得辉煌的战绩。

1951年11月，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我们遭到了自朝鲜战争以来最惨重的损失……”“鉴于朝鲜空中发生了一种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险恶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过去所一直依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美国空军战史写道：“共军米格由于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所以11月份在平壤以北他们到处取得了主动地位，而联合国军所有的飞行员则只能对共军飞行员发动的进攻进行抵抗而已。

”12月16日，威兰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

战争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及后果：“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美国人心目中是“一场苦涩的战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有国无防，国门洞开，任人宰割。

新中国建国刚一年，就敢于出兵朝鲜，抵抗强权侵略，并一举洗刷了民族的屈辱，将侵略者挡在了国门之外，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

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伟大振兴的开始。

1950年10月19日和1953年7月27日是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忆的日子。

从此，中国人一改“东亚病夫”的旧形象，以崭新的面貌傲然登上世界舞台。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

从此，李光耀开始认真学习汉语。

许多漂泊在海外的华人毅然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也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英勇作战、扬威异域，有实质性的关联。

美国人心中“一场苦涩的战争……”

长期以来，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不值得多谈。

因此，近十几年来一些外国学者，如美国著名的朝鲜战争史专家布鲁斯·卡明斯等以“鲜为人知的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为研究著作的标题。

美国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谈到朝鲜战争时，曾称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的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颜面丢尽。

美国学者约瑟夫·格登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说：“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

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

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

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朝鲜战争是一次不愉快的经验。

朝鲜战争中美国“伤亡重大，而且在拖延整整两年的往往令人感到屈辱的谈判的时期里，伤亡有增无减”。

“不管对国家政策进行怎样更加成熟的考察，一个简单的、众所周知的真理就是，美国下了赌注，也说了大话，但却没有用行动来兑现。

”很多国家和人民的看法是，美国的行为只是为了它自身。

克拉克的评论更加出名。

他说：“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久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

对我来说，这亦是我40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

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

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

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陆军官方战史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提高了地位。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

”(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另一本陆军官方战史说：“中共一个引人注目的收获是从去年(指1950年)冬天的战斗胜利中得到的。

这些胜利提高了毛泽东政权的威望，并为之赢得了军事强国的地位。

”(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战争爆发前后》)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人深刻印象的表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应予以重视的军事强国。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认为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能征善战给美国人印象极深。

“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像麦克阿瑟那样轻易地和满不在乎地冒命运之险。

”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

约翰逊说他相信中国说的话，始终不敢派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北纬17度线。

这是汲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

当时李奇微对一些人扩大战争的鼓噪很担心。

他说：“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感到不安。

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

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在此基础上团结一致，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认为，“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并且帮助巩固了新政权。

索尔兹伯里说：“(这场战争)给毛以无可比拟的机会，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中国人民来支持新的和尚未经考验的革命政权。

在斗争中所达到的爱国主义的一致给毛以极大的帮助，使他能统一全国。

它使许多原本会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敌对分子沮丧了，使军队团结一致，使刚冒头的地方主义不能发展。

”而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采取边打边建边稳等方针，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套锣鼓一起敲”，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国民经济恢复的艰巨任务顺利完成，赢得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战略性胜利，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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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有几个皇后?孙权的皇后是谁

孙权有七位妻子，但其中只有一个皇后，即为潘皇后：

谢夫人

徐夫人，生二女：鲁班、鲁育。

步夫人

王夫人，谥号大懿皇后，生孙和。

王夫人，谥号敬怀皇后，生孙休。

潘皇后，生孙亮。

袁夫人，袁术孙女。

仲姬，生孙奋。

潘皇后(?-252)，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的皇后，会稽句章(今浙江余姚东南)人。

父为小吏。

公元251年被立为皇后。

她生性妒忌，虽身居皇后位置，但仍不满足，还想做女皇。

对权力的贪欲导致最后死于非命。

潘氏的父亲因犯法被处死，她和姐姐被设为官奴。

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性格开朗。

孙权偶遇潘氏，当即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立即召她侍寝。

不久之后，潘氏生下一子，取名孙亮。

潘皇后虽然妩媚动人，性格中却充满野心。

想方设法要把品貌俱佳的袁术之女袁夫人置于死地。

传言当孙权病重时，竟向孙弘请教吕后专权的手段。

孙权的病势越来越重，潘皇后竟然喜形于色，恨不得孙权能马上死掉。

一天，潘皇后浑身疲劳，在寝宫昏睡。

她平日虐待宫女，宫女们生怕她当了女皇之后会更加残酷地对待她们，于是趁机用布帛将她缢杀。

不久，孙权病逝，潘皇后与他一同葬于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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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生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

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员名将，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

现整理岳飞生平最着名的5个经典历史故事：

一、岳母刺字

岳飞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母亲用树枝在沙地上教他写字，还鼓励他好好儿锻炼身体。

岳飞勤奋好学，不但知识渊博，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

当时，北方的金兵常常攻打中原。

母亲鼓励儿子报效国家，并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孝顺的岳飞不敢忘记母亲的教诲，那四个字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每次作战时，岳飞都会想起“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由于他勇猛善战，取得了很多战役的胜利，立了不少功劳，名声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岳飞还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英勇的抗金军队——“岳家军”。

“岳家军”的士兵都严格遵守纪律，宁可自己忍受饥饿，也不敢打扰人民；晚上，如果借住在民家或商店，他们天一亮就起来，为主人打扫卫生，清洗餐具后才离去。

“岳家军”的士气让金军闻风丧胆。

金兵统帅长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一次岳家军与金军的战役中，当岳家军追到距金兵大本营只有四十五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收复江山时，皇帝赵构怕岳飞打败金兵后，接回原先的皇帝，而自己的王位就保不了，因此和奸臣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命令岳飞退兵。

秦桧还诬告岳飞谋反，将他关入监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

岳飞死时只有三十九岁。

他一生谨记母亲的教诲，即使在死的那一刻，也没有忘记母亲“精忠报国”四个字。

二、三拒诏书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

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

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

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

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

”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

”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

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三、直捣黄龙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

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

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

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惜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

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率领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

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

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

就可望收复了。

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四、十二金牌

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

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

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

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

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

在要么“班师”、要么“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

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

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

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

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

五、莫须有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

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

监察御史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

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

”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

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

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

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

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这是悲愤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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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艺术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

礼器是古代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

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

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

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玉石工艺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周朝白玉鱼形更新。

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

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

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

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

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

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

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

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详后)，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漆器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

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

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

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

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

治铁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

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

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

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

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

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

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

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

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

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织绣工艺春秋战国时期，在织绣工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

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

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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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次出游楚国。

在回晋国路过汉阴时，他看见一位老人抱着瓮，在井和田地之前一次一次来回舀水浇灌。

老人累得气喘吁吁，效率却很低。

于是子贡便走上前去，对老人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机械来浇田呢，那样又快又省力，比您现在这种方式好多了。

”

没想到，老人却不愿意，他认为，如果改用器械来灌水，就要改变自己的方法和精力，他原本纯朴的心胸也就会改变，因此他宁愿选择这种传统的浇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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