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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岛之战，又称黄海奔袭战，它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金双方在黄海海面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海上决战，战争的结果，以宋胜金败而告结束。

宋金之战，自北宋末年即已开始。

由于南宋统治者腐败无能，妥协投降，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同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紧接着义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名将岳飞。

然而金并不以宋割地称臣、贡纳银绢为满足，仍积极备战，企图消灭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

当时的金朝皇帝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绍兴十九年(1149年)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

为满足其强烈的占有欲，同时转移内部的不满情绪，自即位后，便处心积虑地准备发动消灭南宋的战争。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不久，又下令营建南京(今开封)，同时修造战船，大规模强征男丁为兵。

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完颜亮派人向南宋强行索取淮汉地区广大土地，寻机挑衅，进一步制造事端，在广大军民一致要求抗金的浪潮中，宋高宗被迫下令抵抗。

八月，完颜亮见恫吓威胁不成，正式出兵南侵。

金朝60万水陆大军，在东起海上，西到陕西的千里正面战场上全面推进。

其具体部署是：陆上分西、中、东三路。

西路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率领自凤翔攻大散关，取四川作战略配合，以牵制宋军;中路由刘萼、仆散乌者率领，自蔡州(今河南汝南)进攻荆襄，控制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从侧翼掩护主力作战;完颜亮则亲率东路主力出寿春(今安徽寿县)，企图抢渡淮河，横渡长江，进窥临安。

海路则由苏保衡、完颜郑家奴率领一支拥有战船600艘，水兵7万人的舰队沿海南下，直捣临安，配合主力对南宋形成四路并举、海陆夹击的钳形攻势，企图一举灭亡南宋。

完颜亮狂妄地宣称：多则百日，少则一个月，定能灭掉南宋。

面对严峻的形势，南宋政府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务;命令成闵率军3万往武昌，防守长江中游;任命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地区抗击金主力的重任。

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时任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兼率舰队守卫海防的李宝，主动请缨率领一支只有战船120艘、水兵3000人的舰队沿海北上迎击金军。

李宝早年曾在岳飞部下统率义军，同金军作战屡立战功。

他率领舰队从平江(今江苏苏州)出发，沿东海北上长途奔袭金舰队。

金朝女真贵族对中国北部地区的残酷统治，不断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八月，宿迁入魏胜趁金军即将南侵之机，起兵收复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

完颜亮为解除后顾之忧，分兵数万围攻海州。

这时，李宝舰队正锚泊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得知这一消息，即指挥军队登陆支援，大败金军，解了海州之围。

然后，李宝率领舰队继续北上。

十月下旬，李宝的舰队驶抵石臼山(今山东日照附近)，巧遇几百名前来投诚的金朝汉族水兵，从他们那里获得可靠情报，得知金舰队已驶出海口，正停泊于唐岛(又名陈家岛，在今山东灵山卫附近)。

距离石臼山只有15公里多，李宝根据这一情报，决定采取先发制人，出其不意，火攻破敌的战法，以弱小的舰队袭击强大的敌人。

于是，李宝率领舰队迅速向唐岛进发，水军将士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北风转南风，南宋军队乘风向前疾驶。

金军不习惯海上风浪，都睡在船舱里，充当水手的多是被迫征来的汉族人民。

当他们远远望见李宝舰队时，便把金兵骗至舱中，因此，当李宝舰队迫近敌舰时，金人尚未发觉。

李宝紧紧抓住战机，命令舰队全面出击。

刹那间“鼓声震荡，海波腾跃”。

金军遭到突袭，惊慌失措，赶紧起锚张帆，仓卒应战，舰只挤成一堆，乱成一团。

李宝旋即下令向金舰发射火药箭，由于金船帆是用油布做成，见火即燃，霎时间金舰队烟焰冲天，几百艘战舰一下子陷入火海之中。

一些幸免火箭攻击的敌舰，仍想负隅顽抗。

李宝指挥舰队插入敌阵命令士兵跳上敌舰，与金兵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这时，受尽压迫的金舰队汉族水兵，纷纷倒戈起义。

结果，金舰队除苏保衡只身逃脱外，全军覆没。

在海上失败的同时，金在陆上各路也相继失败。

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进一步加剧了金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完颜亮终于死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其四路并举，一举吞灭南宋的计划，遂告彻底失败。

李宝以3000水军，全歼了超过自己20倍兵力的金人庞大的舰队，粉碎了金从海上侵袭宋都城临安的战略计划，创造了中国古代海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李宝之所以能长途远航奔袭，并以少胜多，关键在于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李宝所部士气高昂，斗志顽强;女真族占领区的人民为摆脱金的残酷统治，对宋军给予了积极配合和支持，初则提供情报，继则诱骗金兵，后则临阵倒戈，严重地削弱了金军实力，壮大了宋军力量。

其次，李宝不断了解敌情，正确地采取了出其不意、隐蔽接敌、先发制人、火攻破敌的战法，也是赢得这次海上奔袭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这次海上胜利，同陆上的采石之战的胜利一起，使宋转危为安，此后出现了宋金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影响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

而唐岛之战本身，则作为火药火器应用于战争之后而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而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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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彭德怀十一月五日令九兵团入朝的决策是否有误?

对于九兵团的运用，最初毛泽东认为九兵团可以“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的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原因在于对我军出现在朝鲜战场后，东线美军的动向尚不能确定。

但此后考虑美伪军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毛泽东认为“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

”十月三十一日，根据东线敌军动向，毛泽东已经明确将九兵团用于东线。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等的意见，使用二十七军于新义州东北方向，九兵团另两个军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

此时第一次战役已接近尾声，彭德怀对于下次战役的作战方案的设想中，考虑仍需集中力量，准备由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甚至加上四十军由德川打出去，这样东战场就必须完全由九兵团负责，因而建议九兵团入朝。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好，“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同时函告李涛九兵团各军待命和休整的位置。

这时，准备九兵团以两个军先行入朝，二十六军则休整待命。

彭德怀十一月六日的部署电就是以九兵团两个军为基础设想的。

此后，毛泽东认为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两个师围歼其两个团，(兵力)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

因而决定让二十六军也靠近前线。

以上决策过程可见，毛泽东、彭德怀对九兵团的使用并无不妥之处。

毛泽东关于美军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判断完全正确，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正确的判断，并预有准备，那么很可能来不及在东线使用九兵团，那样二次战役可能会发生兵力不足的情况。

至于有人认为彭德怀调九兵团入朝出于“好大喜功”，“如果9兵团在东北整顿一段时间再入朝，接收了华东送来的冬服，以及东北军区补充的汽车、弹药，长津湖战役将打得漂亮得多”，实际上，即使是象当时九兵团如此仓促地向朝鲜出动，时间也是非常紧的。

大兵团行动，不可能是大家一呼隆地过去，是需要时间的。

事实上，九兵团20军11月15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27军17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26军则迟至22日23时，才到达指定位置。

美军23日已经到达长津湖地区，占领柳潭里了。

如果志愿军九兵团要等冬装配齐，补充汽车弹药再出动，那仗也就不用打了。

从美军行动来看，如果九兵团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用来补充冬装，先头两个军也还勉强能赶上。

两天时间，冬装虽然仍无法配齐，但如能补充部分鞋帽手套，也会使部队减轻受冻的程度。

但战场准备工作时间减少，可以说各有利弊。

从事后看，也许还是应该稍缓两到三天如朝。

据《谢有法将军文辑》记载，宋时轮过江之前曾打电话给高岗，提出推迟两天过江。

他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提出这个建议，并估计毛主席很可能会同意。

但高岗不同意宋直接与毛主席通话。

二、九兵团的棉衣应该由哪一方面准备?是否准备好并且前运了?为什么九兵团出动时部队只发薄棉衣?

据八月二十六日东北边防军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原定东北做二十四万套，华北做十万套。

其它如华北后勤部负责四十万件棉背心，十六万双棉皮鞋;华东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绒裤，三万双棉皮鞋;中南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棉大衣，六万双棉皮鞋;东北后勤部负责棉手套、袜子各七十万双，毛棉帽四十万顶。

华东并没有做棉衣的任务。

至十月十八日，总后勤部、财政部给中央的建议中，认为应该“再准备棉衣二十万套”，“由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各做五万套”，并在十二月份完成。

可见，此时华东应该准备的棉衣为五万套，且时限在十二月份。

至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出动已成定局时，宋时轮到总后勤部找负责同志以及华东后勤部的邝任农讨论补给问题，提出棉衣没有发，但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

结果由总后勤部发电华东军区，要求“由华东负责即补充发齐棉衣、棉被”等，东北则负责棉帽、大衣、背心、绒裤、手套、袜子和棉皮鞋，且因时间赶不及，要到十二月十五日前，才能前送朝鲜补充该兵团。

周恩来在总后报告上批示须于十一月内补充完毕，不能延至十二月中。

此时距九兵团出动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要求华东完全负责九兵团的棉衣，就算陈毅是神仙，也来不及变出十五万套棉衣来。

一方面，原定计划九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赶运辑安，当然手忙脚乱来不及。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确没有库存的配套冬装了。

此前冬装大约已经配发十三兵团了，因此据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的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到十一月底尚需赶制四十万套棉衣。

所以，九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

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

十一月六、七日仅发棉大衣六百四十一件。

八日20军到沈阳，将原准备发十三兵团而未运走的三万五千零九十件棉大衣赶运皇姑屯。

此时沈阳的库存，也罗掘一空了。

当十日兵团部和27军到沈阳，只有赶制的边防大衣二千九百八十件好发。

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十万件中，送给27军三万多件。

此后，又不得不将剩余的六万多件(另外又拨了三万件)也批给了九兵团(不过奇怪的是，九兵团在这九万件中只挑了六万多件，其余的不要了)。

此后，各地又紧急送来一些棉大衣。

至十一月底，总共发给九兵团新旧棉大衣二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一件。

虽然领的棉大衣不少，但限于运力，实际发放下去的远远少于此数。

如据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总后军需部的调查，十三兵团领到的大衣和东后发放的数额基本一致，共发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但在四十军了解，就没有发大衣，其它军据说也有未领者。

九兵团后勤运力不足，发放更加困难。

对于九兵团来说，粮食问题其实更要命。

本来应该是东后组织的二分部以及兵团新组建的四分部负责供应的，但据20军后勤工作总结摘要，兵团到辑安后，兵团后勤无机关所在地，是直接和一分部接洽的。

结果部队十一月十二日入朝，到十八日第一列车一百万斤粮才出发，造成赶不上部队的严重后果。

粮食由辑安运到前川，离前线还有三百余里，须翻山越岭。

军汽车损失很大，兵后汽车又前运不及，故基本上无法供应前线，造成普遍饿肚，六十师最坏情况是三天无粮。

从龙水皮二万斤粮到前线只能收到二、三千斤。

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跟进的27军供应也跟不上，因为兵团汽车不得不优先供应20军。

十一月十日，27军关于后勤供应的报告中反映，军汽车(20辆)加兵团的汽车(负责供应27军应有150辆，实际只有110辆。

此处按照应有量计算，实际相差更远)，全部使用，五天往返一次，每次仅可运输六十八万斤(物资)。

而27军每天粮食菜蔬需要量十七万斤，五天就是八十五万斤。

这还不包括需要前运的二百五十万斤弹药和二十万斤的其它需补齐的装备。

也就是说光是部队每天吃饭都无法保证，这是最头大的事情。

因此27军后勤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粮食，其次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皮棉鞋和手套(不是棉衣。

因为寒区打仗手脚最容易冻伤，而如果手脚受冻即失去战斗力)。

就算连菜蔬也算奢侈品不要，九兵团三个军加兵直、两个后勤分部每天需要粮食二十四万斤，从入朝到十二月底，需要量九百多万斤，实际运到五百一十多万斤，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六。

如二分部供应的26、27军，每日需要粮食十六万斤(一个军每天按八万斤粮食计算)，二分部汽车一共104辆，平均每天最多运到十万斤，而汽车每天还要损失2、3辆。

弹药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只运上两个基数，而且运了弹药就停止运粮食。

后方的机关仅从理论上计算认为组织调整得当，就可以保证粮弹供应的看法，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运输力不足的关键是汽车数量少，损失大。

志愿军后勤(一、二、三分部)入朝时汽车共735台，至十一月十二日以被敌机炸毁315台(含翻毁车20多台)。

邓华在《对美敌作战的初步经验总结》一文中谈到志愿军后勤供应问题时，也提到入朝二十天车辆损失即达六百辆以上。

当九兵团入朝后，车辆的需求量更大，据东北军区后勤部计算，按十一个军计算(炮司和后勤各按一个军算)，仅粮菜供应(弹药、汽油未计)，就需要一千五百台车，才能保证全军吃上饭。

由以上可见，由于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能力非常薄弱，且美军掌握完全制空权，采取毁灭性轰炸的方针(每日几百架、几百次轮番地侦察扫射与轰击，夜间也至少有四五次大量投掷高度燃烧弹。

敌机可低飞到碰坏高压电线杆，低飞到扫射汽车装运弹药爆炸而击毁敌机本身)，因而部队最急需解决的给养和弹药亦面临极大的困难，冬装问题自然更加无法解决。

虽然后方物资有储备，东北军区或分部后勤报告前送的物资有多少多少，但真正到达一线的数量有限。

即使是先入朝的十三兵团部队也有类似问题，如三十八军后勤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抱怨：“东后及分部由电报所分发的东西，大部限于纸上空谈，现在远不知在何处，何时来到手”。

一分部供应三十八军二次战役的物资，电报上称送了多少车多少东西，实际只收到白面三车，炒面七车，实物五车(还不知道是发给哪一部分的，是被截留下的)，另外加上部分弹药，仅此而已。

因此，对九兵团来说，能吃上饭，打得响是第一位任务，有限的运力应首先保障这两项。

不能说因后来发现冻伤严重，就反过头认为应该先解决棉衣问题。

因为如果没饭吃(事实上已经有大批饿饭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那将面临更严重的局面。

至于九兵团所发的棉衣应该加厚的问题，后勤部门当然老早就意识到了，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后勤部的人岂非吃干饭的?难不成真的比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业余网友还简单?早在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张令彬汇报时就提出，如南方部队北调时，棉衣均需加厚。

但问题是，毕竟当时部队在南方，“如现在加厚，若部队不北??队如非立即北调，让其穿着东北部队配发的冬装，也太不方便了。

因而张令彬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

”

三、冬装问题的责任究竟谁属?哪些是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哪些是主观上可以避免的问题?

根据以上所列出的有关九兵团冬装问题的资料，责任问题应该比较清楚。

首先，从事先的计划调度的角度看，总后勤部对棉衣问题不够重视，未能抓紧，是有责任的。

因一开始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归东北、华北解决，当时估计九月十五日以前可完成三十四万套。

而到十月底却发现有四十万套的大缺口，不能不说是总后计划以及执行中存在问题。

由于对战争规模以及紧迫性的估计有误差，至十月十八日，才布置各大区各完成五万套棉衣，且时限定在了十二月。

到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已经北上了，又转而紧急命令华东给解决棉衣，当然是赶不及的了。

张令彬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准备会议上，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由此，华东军区后勤很自然地认为部队只需配发普通棉衣，到东北后可领棉大衣等装备。

而东北军区后勤则只有棉大衣，没有棉衣的充分储备。

此后，当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张令彬借高岗、李富春的意见，指责华东军区，称“以后，凡调东北的部队，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不能到东北后又要东北来补充。

此次宋兵团来到前说宋兵团一切装备好了，结果到后，一无棉鞋、棉帽，棉衣单薄，二又组织不健全。

”从“以后”两字，可见此前并无“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之命令。

既然如此，华东军区依照张令彬所建议的只配发普通棉衣，等到达东北再补充装备的做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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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兵事将休，在晋武帝时期就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

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

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

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

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西晋统一全国后人口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急剧锐减。

五胡乱华期间发生多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

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

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

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于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后隐瞒户籍  。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

滞留华北的汉人则依靠40余个坞堡自卫。

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

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

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

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

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

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

后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5]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后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

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

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

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

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于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

所以安定后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

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

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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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药物的运用，人类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认识到某些植物的药用功能，传说伏羲、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针灸的发明，《帝王世纪》中有伏羲「制九针」以治病的传说，说明我国古代的针灸发展是很早的。

文字

在世界各古老国家的文明史上，文字的发明被看做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

但是，标音字母的发明是西方文字的特点，中国的汉字最初是以象形文字为主要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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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

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

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

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

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学术思想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

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

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

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

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

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

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

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

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

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

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

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

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

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

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

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

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

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

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

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

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

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

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

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

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

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

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

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

“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

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

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

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

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

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

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

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

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

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

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

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

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

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

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

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

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

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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