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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赢“瘟疫战”?大明朝时期发生的一场瘟疫结局如何?

发布者 : 2mou / 来源 : 趣历史 / 分类 : 文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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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大明朝时期发生的一场瘟疫结局如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武汉疫情严重,在家默默留守,刷了一部 2013 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

在此时此刻再看一遍,颇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一个体制外的江湖游医

一位临危受命的领导

还有

瞒报死亡人数的中层干部

避责驱逐医生的地方官

死守教科书的权威专家

大发国难财的士绅

……

六年前看这个片子,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故事。

六年后再看这个片子,

发现这里并没有那些非黑即白的俗套情节,

每个人都是聪明人,每个角色都拼尽全力活着,

一群聪明人到底能不能治好一场瘟疫?

01 信心满满的大臣

电影开头就交代了一个敏感的时间背景,崇祯十五年。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席卷了华北数省,正围困开封城。

崇祯皇帝紧急从牢房里起复孙传庭,让他临危受命去剿灭农民军,问他需要多少人马。

孙传庭说,“五千精兵足矣。

这话把崇祯都吓了一跳,大明朝廷几十年未能荡平的农民军,你孙传庭 5000 兵马就够了?

孙传庭也不是信口开河。

崇祯九年(1636年),他出任陕西巡抚组建秦军,伏杀闯王高迎祥,平定河南农民起义。

崇祯十一年,更是差点荡平李自成,逼得李自成 18 骑侥幸逃离,这煌煌战绩也是崇祯帝这个时候用他的原因。

孙传庭以往有这样漂亮的战绩,自然不把李自成的农民军放在眼里。

信心满满,5000 兵马足够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时移世易,这 5000 兵马已经是大明朝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而当年的手下败将李自成可不是昔日的李自成了。

孙传庭一开始就对他要面对的局势缺乏足够的判断,特别是他没有预料到会撞上“黑天鹅”:瘟疫。

02 被驱逐的良医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吴又可,一名体制外的游医。

他本来在太医院做官,也是大明朝医疗卫生行业认可的专家学者,受不了体制内的尔虞我诈,才回归到民间捡起本行。

吴又可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医闹事件,行医用药大胆,不循常规,差点被病人家属栽赃“医疗事故”。

这个地方官并不是个糊涂官,他能审问出医闹方偷换了药方才导致人命。

但他还是选择了驱逐吴又可,因为吴又可行医用药过于大胆,容易引起是非。

地方官不愿意惹事,干脆把一个艺术精湛的体制外医生驱逐辖境。

所以,一个僵化保守的体制不害怕“庸医害人”,因为害人的庸医是明摆着的,按照大明律例判决就行了,地方官做决策的风险不大;他么更怕吴又可这样不循常规的医生,因为吴又可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既有可能害人,也有可能治人,给地方官的决策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要自己担责任。

所以,面对吴又可这样的医生,最好的处理办法不是等出了事之后再考虑支持他还是打击他,而是把他赶走,压根不给他制造“不确定性”的机会。

这也是一种地方官的智慧。

03 精明的指挥使

这是电影里最让人惊喜的一个角色,指挥使任琦。

指挥使的具体执掌可以忽略,在故事的设定中他是军营里孙传庭手下的一个中层干部。

这个中层干部可着实是个关键角色:

孙传庭的指示要任指挥使去落实;

基层的情况要任指挥使向孙传庭汇报;

地方上的豪强势力长期与任指挥使交往;

遇到难题任指挥使要向领导提出意见建议

……

任指挥使可不是一个无能猥琐的小喽啰,作为一名中层干部,他的能力是明摆着的。

在军中有人暴病而亡的时候,属下汇报可能是水土不服死的。

任指挥使可不是好糊弄的,当场骂娘,“净是屁话,哪有水土不服那么快死人的 !”

来看病的赵提领倒是不怎么在意,还是强调暴病而亡的人是“偶发时疾”,不要紧的。

任指挥使收到赵提领作为医疗专家的鉴定后,处理的几个意见显示出一个老道官员的素养。

他先是向赵提领强调,“眼下战事就在眼前,不敢大意”,让医疗专家保持警惕;然后让手下把病死之人快点抬出去埋了,并多给些抚恤,以免动摇军心。

从哪里看,任指挥使都是一个精明强干、顾全大局的好官。

孙传庭在检校军队的时候,发现有兵士病倒了,询问怎么回事,一旁的任指挥使回了三句话:“四时不正,气候无常,他们前两天就病了,已经找了大夫治疗。

这本来是大领导孙传庭第一次接触到疫情,但任指挥使滴水不漏的回答,既如实说明了情况,也根据医疗专家赵提领的意思说了发病原因,还强调了自己已经找了医生看过,采取了救治措施,孙传庭一听,没毛病!

任指挥使处理得很得当。

但正是这个看起来精明干练、值得倚重的中层干部,成了一块绊脚石。

04 学术之争

显然忽视疫情是要付出代价的。

医疗专家赵提领的话不顶用,疫情开始在军营内传染起来。

刚好吴又可被之前的地方官驱逐,不得已来投奔自己的师父赵提领,两个人一起到了军营里诊治。

问题来了,师徒两个人看病后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且是路线之争。

师父觉得是普通的风寒感冒,吴又可推测是瘟疫,因为吸入了“邪气”。

“邪气”八成就是现代医学的病毒,可明朝的人哪懂得病毒啊。

赵提领质问,你说这个“邪气”没有科学证据啊,就是自己在那里瞎猜。

医学是一项神圣而严谨的工作,哪里容得你在这里靠推测来诊治。

想想也是,老专家赵提领的话没毛病,如果你现在去医院看病,一个年轻的大夫说你这个病不能按教科书教的来治疗,得靠我自己摸索的方法来试试,不收到投诉才怪!

老专家的意思是《伤寒论》是个历经千年的经典,权威性不容置疑。

大家按照经典教科书上教的来诊断,不会有错。

退一步说,如果是教科书错了,那么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

一旁的任指挥使可不管两个人的学术争执。

领导找专家是来要明确的意见的,不是挺专家们开学术会议的,学术上的争执必须得放一放,专家组必须得拿出个统一的意见。

显然这个时代大家更相信老专家的,他地位更高,经验更丰富,更不容得质疑,吴又可的意见被压了下来。

吴又可持保留意见,老专家一怒,接下来的诊治,吴医生就不用参与了。

05 瞒报的分寸

“督师几天脾气甚大,死亡人数瞒着未报。

如果再治不好,就瞒不住了。

你看,面对突发疫情,官员们的思维是先瞒着不报,自己想办法控制局势,真的等到疫情扩大到没招了,才上报。

于是,就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

没过几天,军营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赵院长的治疗方法并未见效。

官员怒了,你这办法不行啊!

结果赵院长还拼命解释,我这都是祖宗传下里的经典方子,教科书里就是这么写的。

作为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救护人员,赵院长也不出意外染上疾病死了。

06 孙传庭的手腕

孙传庭5000 精兵剿灭农民军的豪言有些夸大其词不假。

可孙传庭确实是个有本事的朝廷大员。

真正能展现他手腕的,还是虎口里拔牙,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了军队的粮饷问题。

打仗讲究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充足的粮草供应是打仗胜败的关键。

孙传庭到了陕西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预估过于乐观了。

他手底下这支 5000 人的精锐部队武器缺少弹药、人员缺少补给、存粮都是泥沙、银子根本不够,根本没法形成战斗力。

到了明朝末年,随着万历年间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朝廷的赋税结构高度依赖于白银,说白了,所有财政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孙传庭面对的问题也可以规约成一个,哪来的钱粮供养自己的部队?

第一招,向朝廷要钱。

毕竟这是大明朝的军队,他是在替崇祯卖命去收拾李自成的农民军,但崇祯皇帝不是这样想的。

你孙传庭当初不是拍胸脯保证过 5000 精兵就可以荡平闯贼了,怎么现在出尔反尔,要钱要粮?

开封的安危关系到北京城的安危,孙传庭的任务是去解开封之围的,现在驻守陕西要钱要粮要操练兵将,是不是找借口不去救援开封?这次答应了你划拨钱粮,会不会纵容你继续哭爹喊娘讲条件呢?

看看,崇祯皇帝在跟孙传庭扯皮,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是不信任孙传庭的。

问朝廷要钱要粮,没门。

第二招向地方士绅募饷。

在饭局中,孙传庭话说得明白,如果潼关保不住,你们的妻儿财产也都保不住,军饷所缺 10 万两白银要靠大家捐助。

估计士绅们这场面也见识多了,一面说着毁家纾难的漂亮话,一面向领导报告自己的困难,再咬咬牙捐个百十两银子,这事就算糊弄过去了。

这些虽然只是地方上的士绅,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孙传庭,他们上面有人照顾,要强行从他们那里“募饷”,他们会动用朝廷的关系。

大家最好相互给面子。

没想到,孙传庭是个狠人。

这些招对付一些县官或许管用,但孙传庭是从地方干起来的封疆大吏,有办法通过官府的法子对付这些不肯吐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这一招的关键就是清丈田亩,让士绅补税。

类似于现在倒查民营企业有没有侵吞国有资产,有没有偷税漏税。

让你们主动捐款来帮助政府你们不干,那就查查你们的老底,公事公办。

而这些士绅也果然有“原罪”,大家用各种办法阻拦去清丈的官员,好不容易清丈了一些人的家产登记造册,准备以此来让士绅补缴历年所欠的赋税。

没想到,他们买通了任指挥使,一把火烧掉了登记造册的记录本。

士绅的家底都不清楚,营业额、流水、固定资产这些关键数字都没有,官府连个征税的依据都没了,这税还怎么收?

07 发国难财的人

就是在这种国破家亡的生死存亡时刻,依然有一心想着发国难财的人。

明朝有个很大的问题,士绅想着逃避赋税。

逃避赋税最好的方式是利用政府的政策漏洞,给自己不缴税找合法理由。

孙传庭为了安抚军心,给了受灾病死的人户发了优待政策,

“病死军户视同阵亡,所欠赋税一律免除”

要知道陕西的李自成之所以闹起义,就是因为明末加征“三饷”,农民的赋税负担过于沉重。

孙传庭的这个政策,就给了官员和士绅操作的空间。

谁是病死军户?还得是有人来认定。

于是,就被这些懂得政策的官员,来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谋。

将乱坟岗埋葬的无主人户,穿上军队的衣服,被认定为为军户。

本来当地的士绅想想就知道会逃避官府的赋役,现在把这些病死的军户算到当地士绅的头上,就成了这些士绅合理逃避赋役的机会。

孙传庭本来作为大领导本来是给因病去世的军户的好政策,反过来成了庇护地方士绅不交税的武器,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

这些士绅哪里会想什么国难当头,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想尽办法钻政策的空子,不惜发国难财。

这下彻底激怒了孙传庭,把 47 个士绅全部杀掉,家产充作军饷,这才算解决了 10 万两白银的缺口。

08 医生尤其需要充分信任

孙传庭对士绅的狠招,解决了军费的缺口,接下来就是要解决“黑天鹅”瘟疫了。

他再次显示了一个领导人的艺术和魄力。

他不仅亲自上门做通了吴又可的思想工作,在得到吴又可承诺与瘟疫一搏的时候,孙传庭作为大领导,能够全力支持他的工作,答应中途不得更换医生,放手让他去治。

连吴又可自己都感叹,自己医术有悖于常理,多谢孙传庭的信任。

孙传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乱世难为,我能信你,可谁又能信我呢?”

09 吴又可的瘟疫防治方法

这部电影一个隐藏的主线是讲吴又可的传染病学著作《瘟疫论》如何诞生。

吴又可在医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他强调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疠气”,与伤寒病绝然不同。

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传染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电影中也展示了吴又可的防控疫病的措施。

比如,要把患病者隔离,进行集中诊治;

把病死者进行焚烧,防止病毒聚集;

在军营里提倡带“面纱”,其实就是简易的口罩;

防止日常接触传染;

保持空气流通……

这些防治传染病的基本措施,今天依然在沿用。

10 结局

吴又可成功了。

他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扩散,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药物治疗下也渐渐好转,证明了吴又可这套治疗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

从学术上来看,吴又可取得重大突破,可以名垂青史。

孙传庭也成功了,他在潼关整肃军队,通过杀土豪劣绅的方式筹措了军饷,同时也用对了吴又可这个关键人物,控制住了疫情,稳定住了军心,为出关进攻李自成的农民军,解决开封铺平了道路。

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孙传庭被证明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统帅,在重重困难与阻力中,不仅没让朝廷划拨费心粮饷问题,还解决了连朝廷都束手无策的瘟疫问题,顺利按照崇祯皇帝的指示精神,出潼关救援开封。

但所有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传庭失败了,大明朝亡了,就连吴又可的疫情防控也失败了。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曹树基教授的研究,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吴又可能控制得住鼠疫在孙传庭军队的蔓延,却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内扩散的疫情。

所以,1644年3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

崇祯皇帝死前一肚子委屈,吾非亡国之君啊!

崇祯非亡国之君,孙传庭非亡国之臣,吴又可非亡国之医,可大明怎么就亡了?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总想着计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聪明人。

社会并不是一个个螺丝钉搭起来的,社会是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在防治疫情时,以今时今日的医疗条件、科研水平、组织能力、群众支持度、社会管理水平来论,都比古代强得太多太多了。

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解决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时,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一些敢于逆风而行的人,一些敢于勇挑重担的人,一些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人。

如果官员都能少想一些位子面子,多想一些百姓的疾苦;

如果商人都能少想一点发国难财,多一些为国为民的情怀;

如果医学权威都能够少一点教条,多一些救死扶伤的魄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抵御瘟疫的战役中,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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