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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亲征”河北:损兵折将 大将谎报战绩

发布者 : 2mou / 来源 : 趣历史 / 分类 : 战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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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良河与“铁遂城”

徐河之战后,辽军数年不敢大举南下。

辽圣宗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契丹于越、宋国王耶律休哥薨,契丹主为其在南京(幽州)建立祠堂。

这位镇守南京十七年,深为宋人所畏惮的将军的死,似乎使宋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契丹人的南下入侵随后便再次开始了。

公元99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辽圣宗统和十七年)七月,契丹主下诏诸道,集兵南伐。

九月,太后与契丹主幸南京,以皇弟梁王耶律隆庆(辽景宗第四子)为先锋,开始大举南伐。

谁知正在这时,随军的契丹肱骨大臣--魏王、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却因病在军中去世,萧太后与契丹主都非常哀痛和惋惜,但他的死并未影响到契丹的军事行动,契丹主命韩德让代替其职务,大军继续南下。

宋朝方面早在七月便得知契丹将要南下。

已经做了布置:以马步军都虞侯、忠武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西上阁门使、富州刺史张昭允为都钤辖,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为排阵都监,莱州防御使田绍斌为押先锋,崇仪使石普同押先锋,单州防御使杨琼为策先锋。

镇州、定州、高阳关在太宗时是三个行营,也就是三个帅司,这次宋真宗将三个行营的兵权都交给了傅潜,看重的是傅潜曾是太宗潜邸的旧僚,并且跟随太宗北征太原时作战勇敢,虽日后未见突出表现,想来大抵是可以御敌的,于是就放心地用了。

傅潜到任,派其部下田绍斌、石普为抵御契丹军的先锋,守保州。

契丹来犯,石普暗地里与保州的知州杨嗣约定出击与契丹作战。

田绍斌事先不是很清楚,等到夜里,不见石普与杨嗣回来,就怀疑他们可能是打败了,于是领兵前去救援。

不出田绍斌所料,石普与杨嗣果然被契丹军所困,渡过廉良河(一作严凉河),损失很大,由于田绍斌赶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宋军合势而战,越战越勇,契丹大败,宋军斩首两千余级,获马五百匹。

初战小胜,奏捷至汴京,真宗与九月二十四日在后苑宴射时得到了这个消息,当时随驾的大臣纷纷知趣地向皇帝贺喜,第二天早朝,全体大臣再次道贺。

这毕竟是宋真宗即位以来对辽作战的第一次胜利,虽然规模很小,却让真宗着实兴奋了一阵。

九月契丹大军在南京集结将要南下的时候,枢密都承旨王继英便劝宋真宗动车驾北征。

后来又有如京使知忻州事柳开上言,要求真宗与前朝周世宗与本朝太祖、太宗一样北上亲征契丹,荡平来寇,真宗便有些动了心。

这年十月二十四日,契丹军至遂城。

而当时守遂城的,正是已故太尉杨业之子--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当时名“延朗”,“延昭”为后改)。

遂城十分狭小,且不坚固,甚至缺少守城器具,契丹军猛烈围攻了几天。

城中人对契丹人非常恐惧,杨延昭便将城中的丁壮集中起来,登上城头,发给器甲,率领他们共同守御。

当时的天气冷得厉害,杨延昭在思考中突然灵光一闪,历史上一个经典的守城战例就随之诞生了。

他传令下去,在城中大量汲水,夜晚的时候从城墙上往下浇灌到底。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严寒,到了第二天早晨,城上浇的水结成厚厚的一层冰,遂城便成了一座真正的冰城。

契丹再来攻城,才发现被宋人耍了,城墙又坚固又光滑,根本没法爬上去,最后只好望城兴叹,怏怏而去。

宋军这才出城,获得了很多契丹人遗弃的铠仗。

契丹人在宋辽战争中经常在遂城这里碰钉子,后来遂城被称为“铁遂城”,建昭就此想来,与此战不无关系。

契丹军在遂城失利之后,派遣萧继远(一作“继先”,萧思温养子)绕过遂城向南进攻狼山诸砦为西路,而萧太后与契丹主的大军转向瀛州方向为东路。

萧继远攻破狼山诸砦,继续向南略地。

宋将南作坊使、镇州行营钤辖李继宣奉命领兵三千出击。

契丹军在怀德桥,李继宣前往袭击,到了目的地却见敌人已经把桥毁掉了,李继宣向来是个急先锋,居然用横木临时架了个桥通过,追敌五十多里。

契丹军又烧掉中渡、常山两座桥,退保丰隆山砦,李继宣追敌不舍,又领兵出击,见常山桥被烧毁,命令部下伐木修桥。

契丹人这下可认识了这位催命鬼活阎王,不等他来,拔寨先跑了。

李继宣本来可以扩大战果,却屡屡被主帅傅潜所抑制,不让他出兵远袭,所以一直没有更大的胜利。

傅潜的“鸵鸟政策”

初期几次小胜,宋军本来士气高昂,而河北三路行营总指挥傅潜却是个怕事的主,一力压制诸将,不让他们出击建功,导致契丹虽受挫,却只如同被蚊子叮了几下一样,丝毫没有被宋军所遏制,遇到暂时攻克不了的地方就索性绕过,而直行深入。

萧继远一路越过保州疾趋南下进攻狼山砦之时,坐镇在定州的傅潜胆小怕事,没有任何退兵方略,只知道闭垒自固,对行营下辖各个缘边城垒堡砦发来的告急文书一概不理。

傅潜部下的将校兵卒自备铁挝、铁锤等兵器,每逢急报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奉命出击,而傅潜拥有马步军八万余人,竟然一卒不发。

有些将校实在忍耐不住,便自行向傅潜请战,哪知傅潜对契丹人不敢迎击,对自己的部下倒是敢责敢骂,将请战的将校一个个骂了个狗血淋头,仍是不下令出击。

由于傅潜这种埋头自守的“鸵鸟政策”,契丹将萧继远得以横行无阻,攻破狼山诸砦之后又集中兵力进攻威虏军(即遂城)。

威虏军当时的守将是知军石保兴(大将石守信长子),面对契丹人的进攻,擅自下令打开府库犒赏将士,准备与契丹人决战。

然而管理府库的官吏出于职责不敢听从他的命令,坚决不开。

石保兴表示这次契丹人来势汹汹,不如此则城池难保,并承诺事后将用自己的家财来补偿,这才将府库打开,财帛分给将士,然后率领他们出战。

将士们先得到赏钱,自然纷纷效命,果然击退了契丹人,并杀其酋帅一人。

后来,擅取府库的事捅到宋真宗那里,真宗念其战功没有追问。

萧继远攻威虏军不克,并没有与之纠缠,而是避实击虚,越过威虏军转攻宁边军、祁州、赵州等地,大肆劫掠,甚至离大名府不远的邢州、洺州等地也有契丹的游骑出没。

河北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挤进城郭躲避契丹人的屠略,镇、定一带地区由于傅潜的畏缩和契丹的破坏乱成了一锅粥,道路长期不通。

很多人向朝廷反映此事,朝廷也屡次派遣密使偷偷穿过契丹军的活动地区来到定州,督促傅潜会合诸道兵马出击;河北三路行营“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如范廷召、桑赞、秦翰等也不止一次地催促傅潜出兵。

可傅潜这个人心理素质异常的好,谁说话也听不进去。

范廷召气得火冒三丈,指着傅潜的鼻子脱口而出:“公恇怯乃不如一妪尔!”由于这几员将领和自己地位差不了多少,傅潜不敢像骂一般将校那样骂他们,就被他们这一句话当场噎住,说不出话来。

傅潜的副手--都钤辖张昭允也屡次出言相劝,傅潜笑道:“贼势如此,吾与之角,适挫吾锐气尔。

傅潜虽然一意孤行,但范廷召也不是吃素的,一个劲地催促发兵,傅潜实在拗不过他,便给他骑兵八千,步卒两千,共一万人,却不是让他对付深入腹地的萧继远,而是命令他向高阳关方向阻击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的契丹主力,并承诺不久将会发兵支援,范廷召慨然领命而去。

他可能早已料到傅潜决不会按所承诺的那样发救兵来援的,但他没有计较这个。

然而用区区一万人对付契丹军主力简直是在开玩笑,他不过是走一步算一步。

宋真宗的“亲征”

九月契丹将要南下时便有朝臣上言劝真宗亲征,前面接连一串边境小胜让真宗头脑一热,就答应下来了,只是没有定下行期。

十月,傅潜龟缩自固、萧继远长驱直入导致河北大乱的消息报到了朝廷,真宗便开始动摇了,有意拖延行期,车驾迟迟不发。

十一月十六日才诏:“边境驿骚,取来月暂幸河北。

”并预先做出部署:命宣徽北院使周莹为随驾前军都部署,邕州观察使刘知信副之,内侍都知杨永遵为排阵都监,保平节度使、驸马都尉石保吉为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磁州防御使康廷翰副之,洺州团练使上官正为钤辖。

十一月末,真宗又做出部署:以宰相李沆为东京留守,濠州刺史李著为大内都部署,权知开封府魏羽判留司,三司盐铁使陈恕为随驾转运使。

十二月初,又以太子太师、分司西京张永德为京城内外都巡检使。

张永德早在周世宗时期便是大将,到了宋朝长期被搁置不用,直到歧沟关之战后,边将大多因战败被罢,才补缺戍守定州,算是被用了一回。

而今真宗想起此人,命他全权负责京师内外安全。

十二月初五日,宋真宗的亲征大军开始自汴梁出发,初九日驻跸澶州,第二天得到冀州知州张旻的捷报称在城南击败契丹,杀千余人,获马一百匹。

十二日,宋真宗在澶州的行宫里宴请随驾大臣,并命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权都虞侯张进为先锋大阵往来都提点,马步军都军头呼延赞、马军都军头王潜为先锋,滨州防御使王荣、马步军副都军头王继忠为策先锋,并出示阵图,分配任务。

十五日,车驾到达大名府,驻跸于此。

河北镇、定、祁、赵、邢、洺一线被萧继远搅得天翻地覆,大名府以北一片大乱,真宗不敢冒险北进,但是既然来了,总是远远地躲在后方又无法向天下人交代,所以真宗只盼傅潜能够有所作为,使河北的形势稍稍稳定一些,于是派遣随驾的石保吉(与前面石保兴俱是石守信之子)、上官正率兵赴镇、定与傅潜会合。

然而傅潜自派出范廷召之后,便没有再发一兵一卒,河朔依旧是一片大乱。

河北转运使裴庄早就不止一次地上奏称傅潜没有将才,而枢密使王显与傅潜一个鼻孔出气,对他百般包庇,所以裴庄的奏报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真宗在大名府磨蹭了半个月,有些焦急,看来新年也得在河北过了,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诏百官直言边事。

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上言数落傅潜拥兵不战之罪,请真宗将傅潜斩首,然后擢用杨嗣、杨延昭等有功边将破敌,右司谏梁灏也请求真宗斩傅潜以谢天下。

真宗却没有拿定主意,毕竟傅潜是太宗藩邸的旧将,不可轻易责罚。

就这样,真宗率领的亲征大军便一直在大名府这么观望着,没有再前进一步。

次年(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辽圣宗统和十八年)正月,驻守太原的并代都部署、步军都指挥使高琼率兵来到行在所,真宗命其屯冀州,借以巩固行在的安全。

不久,真宗又命步军都虞侯葛霸为贝、冀、高阳关行营前军都部署,仍是为了保卫行在,可见真宗已经真的不打算再向前走了。

裴村之战

范廷召率领骑兵八千、步兵两千,奉命向高阳关方向阻击契丹军主力,他自知寡不敌众,又料到傅潜不会出兵来援,于是事先向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侯、彰国军节度使康保裔求援,康保裔允诺,并选精锐兵马出战。

正月初四日,契丹军前锋到达瀛州地界,范廷召结方阵出击。

契丹军先锋梁王隆庆遣部下战将萧柳为头阵。

萧柳与范廷召接战,稍有不敌,梁王隆庆即率主力援助,冲入阵中,宋军开始大乱。

萧柳在战斗中身中流箭,包裹伤口继续指挥作战。

范廷召见势不妙,派人求援于康保裔,并与之约定,第二天早晨两军会合并肩作战。

康保裔率兵如约来援,在瀛州西南的裴村与契丹军遭遇,展开激战。

康保裔本以为范廷召也在与契丹进行战斗,正在争取第二天早晨与其会合,所以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

他没有想到的是,范廷召在傍晚的时候见契丹军攻势甚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已率兵遁走。

康保裔开始还蒙在鼓里,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明白自己已经处在契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了。

范廷召违约遁走,顿时使康保裔成为孤军。

他的部下要与他更换甲胄以掩护他突围,他却说:“临难无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于是大呼与契丹决战,战有数十合,部下的兵卒越打越少,箭也射光了,虽然给契丹人造成了不小的杀伤,但毕竟寡不敌众,又没有等到援兵,最后力穷被擒。

高阳关钤辖张凝,副部署李重贵,率领负责策应的援兵赶到时,康保裔所部已被全歼。

二人率也陷入契丹军的包围,奋战一夜(“自申至寅”)方得突出,所幸没有遭到更大损失,与其他将领的损兵折将相比,二人已经非常难得。

事后张凝建议报功请赏,李重贵却说:“大将陷没而吾曹议功,何面目也!”

契丹军乘胜深入,一直打到德、棣等州,又渡过黄河,对淄州、齐州等地大肆抢掠一番后退去。

契丹军大闹河北,歼灭了高阳关行营的主力,似乎达到了预期目标,不久便退回本土庆祝胜利去了,留给宋人一个破烂摊子等待收拾。

战后的闹剧

真宗得知康保裔战败之事,却搞不清楚到底是战死还是被擒,于是密诏走马承受夏守赟前去察问,夏守赟称康保裔系战死,真宗于是下诏追赠侍中,并以其子康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康继彬为洛苑使,康继明为内园副使,幼子康继宗为西头供奉官,孙子康惟一为将作监主簿。

而据《辽史》,“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可知康保裔十有八九并未战死,而是战败被擒而降。

康保裔在元人修撰的《宋史》中被列为《忠义传》的开篇第一人,却可惜是个沾了很大水分的人。

在建昭看来,真宗或许并非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是为了保全朝廷的面子,故意为之,宋朝的官修史书一律称康保裔战死,其中人为成分居多。

若康保裔真的战死了,辽人在自己的史书上将节度使的官职授给一个死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裴村之战的大败,虽然直接干系者是临阵脱逃的范廷召,但究其根源,仍是傅潜拥兵不救。

真宗开始对他始终是宽容再宽容,姑息再姑息。

后来在大名府专等捷报,见到的却都是契丹人横行河朔、甚至渡过黄河劫掠城池的消息,又得知骁将杨延昭、杨嗣、石普等人屡次向傅潜请求加兵,而傅潜不给,部下有战胜者,又隐匿不上报。

宋军本来可以御敌于国门,却因为这个缩头乌龟坏了大事,真宗这次可真的生气了,他命王继英召傅潜与石保吉等至贝冀行营。

傅潜刚到冀州,就命高琼代替了他的职位,而让他赶赴行在。

傅潜到了大名府便直接下了狱,钱若水、魏庠、冯拯等人奉命负责审问,一晚上就定了罪,按律当斩。

没有参与审问的大臣也多有上封建议立斩傅潜的,而真宗虽然也恨傅潜,却没有将这个不杀不足以整肃军纪的人处死,而是下诏宽贷其死,改判为“削夺在身官爵,流房州”,天下有识之士闻知傅潜逃得一死,无不扼腕。

傅潜的副手张昭允却也跟着倒了霉,被削夺官爵,流放通州。

不久之后,原本在廉良河之战立了功且刚刚受赏晋升的田绍斌,由于被傅潜的供词牵连,也被免官。

真宗车驾驻在大名府,契丹军已志满意得地走在班师北还途中。

真宗第一次亲征眼看就要这样尴尬地收场,整个河朔被契丹人搅了个天翻地覆之后扬长而去,实在让这位新皇帝的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正在这时,一个捷报不失时机地到了--“高阳关、贝、冀路都部署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斩首万余级”。

范廷召本传记载得更为传奇--“廷召与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又斩首万余,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契丹遁去”。

一个斩首万余级,一个两次加起来三万余级,如此大胜,总算给这次亲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真宗得到捷报,不去查实,也根本不想去查实,乐得眉飞色舞,作了一首《喜捷诗》,接受群臣的拜贺。

范廷召以功加检校太傅,其余将校也大部分得到恩赐。

而实际上,这次“莫州大捷”,不用细想也猜得出来,水分是很大的,范廷召临阵脱逃导致康保裔的陷没,不能排除他为了弥补过失浮夸斩获数的可能。

然建昭自惭浅薄,无力考证,姑且存疑。

总之,真宗的亲征大军终于可以体面的班师了。

然而,这场历时近五个月的战役的结束并没有让真宗暂时喘口气,他在班师的途中,又得知远在蜀中的成都又出事了。

继李顺之乱后又发生了王均之乱,上次是民变,这次是军变。

真宗本来新年就没过安稳,回京之后又要有棘手的事对付,实在是够难为这位新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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