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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之乱为什么爆发 周公难辞其咎?

发布者 : 2mou / 来源 : 趣历史 / 分类 : 战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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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期三位统治者的叛乱事件被称为“三监之乱”,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

那么三监之乱为什么爆发,是不是与周公有关?

三监之乱为什么爆发 周公难辞其咎?

三千余年来,一提起周初“三监之乱”,人们无不指责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无情无义,对周公旦则有口皆碑。

周公也因此成为仁、义、礼、智、信的楷模,传颂千古。

探究“三监之乱”之根源,周公旦实则难辞其处。

先看“三监之乱”的起因。

《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

”《史记·鲁周公世家》亦曰:“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

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尚书·金縢》亦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第乃流言于国。

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我国权威史书《尚书》《史记》的三则记述把“三监之乱”的原因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故“流言于国”而“与武庚作乱叛周。

那么“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也好,“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也好,有没有让“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的地方呢?也就是说“其群弟”该不该“疑”呢?这就要从周公“摄行政当国”的原因、周公“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后的作为与在王权内部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逐一阐述。

周公旦“摄政当国”的原因有二:一是“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史记·周本纪》);二是“成王少”(《史记·周本纪》)。

因防“诸侯畔周”周公旦不摄政当国,王也可以下命征伐,所以第二点是周公“摄政当国”的最根本的原因。

弄清这一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无需赘言了。

成王继位时的年令,《尚书·金縢》称“孺子”,《史记·周本纪》谓:“少”,《史记·鲁周公世家》曰:“少,在襁褓之中”,《史记·燕召公世家》曰“幼”。

称呼不一,但都是强调继位时年纪幼小。

“孺子”《辞源》解释为“儿童的通称。

”其举例引《史记·留侯世家》:“汉张良曾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故意墮履圮下,要张良下取履,良强忍为老父拾取而履之。

老父曰:‘孺子可教矣。

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

“孺子可教”一事发生在张良得力士袖百斤铁锤击秦始皇不中而逃匿之后,可见此时的张良应是年轻力壮,不然数百斤铁锤何以胜任?可知“孺子”只是与说话人相比而年纪轻,并非实指多少岁。

同样,“少”也不具体指几岁,只是说年龄不很大,可包括六七岁到十六七岁的年龄段,甚至更大。

杜甫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杜甫离家时已有妻儿,年龄会小吗?“襁褓”所指年龄较准确,应在三岁以下,三岁以上则称“幼”了,“育婴院”“幼儿园”对两辞的概念区分最准。

对成王“在襁褓之中”这一说法朱熹批驳甚力。

史述周公救乱,作《鸱鸮》诗给成王陈己意。

朱熹质问说:“问《鸱鸮》诗,其辞艰芷深奥,不知当时成王如何便即理会得”。

连朱熹这样大儒都感到“艰芷深奥”,一个几岁的幼儿如何“理会得”呢?

周成王继位时的年龄到底是多大呢?还是让史实说话为妥。

《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

二十曰弱、冠。

三十曰壮,有室”。

《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于成王”。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

”周公旦摄政“七年返政于成王”时,“成王壮”。

《礼记》曰周时“三十曰壮”,所以《古本竹书纪年》说武王卒年54岁,成王是武王长子,且其同母弟尚有数人,故应在二、三十岁。

《荀子》一书根据《周礼》“二十曰弱、冠”和《史记》“七年返政于成王”断定成王继位时应是十几岁。

再从成王父武王的年龄看。

《礼记·文王世子》曰:“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

’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对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

’文王曰:‘非也。

古者谓年龄,齿亦令也。

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

’文王九十七乃终。

武王九十三终。

”《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尚书·无逸》:“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年),厥享国五十年”。

史料证明文王确实活了九十多岁。

按《礼记》“三十曰壮,有室”的说法,作为继承人的文王三十岁结婚生子,在其正妃十个儿子中排行老二的姬发也该有六十来岁了。

所以《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对周公旦说:“自发未生于今天十年。

”《度邑》云“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

《史记·周本纪》载:“西伯(文王),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

后十年而崩。

”(“十”应是“七”,因形近而混。

由上文叙文王“称王断虞芮之讼”之事后连用六个“明年”,下文接叙“九年”可知。

)“武王即位,……九年,武王上祭于毕。

东观兵,至于盟津。

”“居二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成会。

”武王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尚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尚书·金縢》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史记·封禅书》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总之,武王年长享国之日浅成王便即位了。

成王姬诵是武王长子,下边还有几个弟弟。

《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

成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叔虞姓姬,名虞,是成王之弟。

)成王继位之后封他到虞管理封国,年纪应不会大小。

武王是太子,按周礼三十岁结婚生子,此时的成王也该有二十来岁了,应是:“弱、冠”之年,决不会是“襁褓”“幼”。

(若按《逸周书·明堂》“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小问》“武王代伐殷既克之,七年而崩”诸说,成王继位时年龄更大。

)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周公旦的嫡长子伯禽,《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子伯禽固已前受,是为鲁公。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准夷、徐戌亦兴兵反。

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

”伯禽受封后在三监之乱中能率兵打胜仗年龄该不会小吧?再看武王五弟叔的儿子蔡仲。

《史记·管蔡世家》云:“蔡叔度既迁而死。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训善。

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

”《尚书·序》亦云:“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

”(宋蔡沈《尚书集传》曰:“此篇次序当正在《洛诰》之前。

周公往营成周,使者告卜,作《洛诰》。

”)据1963年陕西宝鸡市贾村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周公摄政7年)亲临成周(洛邑)视察并告谕贵族宗子何。

正与《洛诰》相互佐证。

此时蔡仲由鲁卿封蔡侯年龄亦不小。

可在《蔡仲之命》中成王这样称呼蔡仲:“王若曰:‘小子胡(年轻的蔡仲)!惟尔率得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尔侯于东土。

……王曰:‘呜呼!小子胡,汝往哉!无荒弃朕命!”成王称年龄不小的堂兄弟为“小子”,似应年长于胡。

所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周公执政称》中断言:“成王年不甚长,周公在严重的局势下称王而治,乃是战国以下人由古代传下来的历史中逐渐演变出的传说;而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背负其上朝,则是秦汉间人把这个故事极度夸张的结果。

”此结论确为真知灼见。

成王继位时不“幼”,更不是“在襁褓之中”,而是在“弱冠”之年(或更大),那周公旦就没有“摄政当国”的必要,而是尽到“冢宰”的职责就行了。

如果实践证明成王确实像殷商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那样,再学习“伊尹放之于桐宫”“摄行政当国”也不晚。

(见《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太甲》)再说,西周王室是嫡长子继承制,特殊情况下可兄死弟及。

《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

其长子曰伯考(早亡),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冉季载。

”武王崩后,胞兄弟尚有八人。

另外武王三公重臣还有军师太公望,太保召公奭健在。

这样的皇权大事,以家事论应与其兄鲜及群弟商量后决定;(特别是应征得其兄管叔鲜的同意,因按周兄终弟及应是叔鲜为长。

周公处死他是否与此有关只有周公知道。

)以国事论应征求其他二公意见。

而周公旦却独自作主,以“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

武王早终,成少”为由(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匆匆宣布“摄行政当国”。

周公旦“摄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气教训成王及群臣。

在《尚书》的《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告》等文献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称。

在《梓材》中更是直称“王曰”。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

周公摄政象天子一样“践阼”面南朝见诸侯。

这怎不使“群弟疑周公”“将不利于孺子”而“作乱叛周”呢?

周公的言行不仅使“群弟疑”,与之同侍武王的开国元勋太公望,召公奭也同样不满。

《史记·燕召公世家》曰:“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

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于是召公乃说。

”《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

’……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尚书·金縢》亦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

’”

就连成王对周公的言行也是耿耿于怀,敢怒而不敢言。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

王亦未敢训周公。

”《尚书·金縢》亦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诗经序》说得更明白:“周公救乱也。

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王曰《鸱鸮》。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然成王虽得此诗亦只是未敢诮公,其心未必能遂无疑。

”周公东征平乱胜利之后,成王仍对周公旦摄政的行为颇不满,但畏于周公的威势只能生闷气。

周公也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作《鸱鸮》诗向成王表白对周朝的一片赤诚之心。

就这样也未能对其“遂无疑”。

可见成王对周公旦的成见有多深。

一直到“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

周国大恐。

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

二公及王乃向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

’成王执书以泣,曰:‘自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

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

’”(《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方始释然开悟。

”(朱熹语)

以上陈述可证周初三监疑周公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想抢班夺权,而是维护成王之位。

他们“作乱叛周”叛的是周公旦践阼,而不是周朝,目的也是巩固姬姓天下。

三监之乱完全是由周公旦“践阼”搞一言堂、不搞民主集中、政策不透明所致。

周公旦的独断专行、暗箱操作使圣明的周天子成王都对他产生严重的误解,更何况其“群弟”呢?所以说周公旦对周初“三监之乱”造成的惨重后果,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蔡叔度“既迁而死,”周公闻之,举其子胡为鲁卿士,又言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否是其对叔度“既迁而死”的忏悔?)。

“三监”不应该独担其咎。

“三监之乱”实质已明,那么三千余载千夫所指的“三监”“畔周”冤案不昭雪,“三监”怎能瞑目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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